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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顯祖與中華文化

鄭培凱

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社長,

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

一般人都知道,湯顯祖(1550-1616)是明代最傑出的戲劇家、文學家,甚至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面光燦奪目的旗幟,比擬英國的莎士比亞。1616年,東西方這兩位編劇的大文豪,連同西班牙的塞凡提斯,在同一年逝世,當屬歷史的偶然。然而,這個歷史偶然性,還是留給後人無限的想象空間,使我們在四百年後帶著景仰的心情,共同紀念他們對人類文化的貢獻。
湯顯祖從事戲劇寫作,從他青壯年時期寫的《紫簫記》(34齣,未完成),到老年的《邯鄲記》(30齣),前後跨度有二十多年。他最著名的劇作是《臨川四夢》(又稱《玉茗四夢》),按寫作的時間,分別為《紫釵記》(53齣)、《牡丹亭》(55齣)、《南柯記》(44齣)、《邯鄲記》四部長篇劇作。這四本戲,在晚明時期已經膾炙人口,逐漸成為戲劇文學的經典,而且在戲曲舞台上歷演不衰,一直活躍到今天。特別是其中的《牡丹亭》,在中國各個劇種都得以移植,風行大江南北,以不同的演出形式得以呈現,家喻戶曉,影響巨大。相較於他的戲劇著作,湯顯祖文學創作的整體歷程,時間要長得多,若從他出版第一本詩集《紅泉逸草》所載的第一首詩《亂後》(公元1561年)算起,到他臨終前的《訣世語七首》與《忽忽吟》(1616),時間跨度達五十五年之久。因此,我們紀念湯顯祖,要記得他不僅是劇作家,翻開《玉茗堂文集》就明顯可知,他是個著作等身的大詩人,並且嫻熟各類文體,寫了許多出類拔萃的精彩作品,包括賦、序、碑、記、制藝等等。
由於過去對湯顯祖的研究不夠,基本上以《臨川四夢》的文本為探討重心,也就容易忽略他文學創作的整體成就以及其中蘊藏的文化意義。要了解湯顯祖,必須要知道他生長的時代與社會背景,知道他的思想成長及其獨特的藝術觀,知道詩人生命的曲折歷程,經歷了什麼樣的人生選擇,遭遇了什麼樣的命運挫折,如何超越個人的憤世嫉俗,最終凝聚為優美的詩篇與不朽的劇作,升華到人類文化意義的探索與追求。一般認為,了解作品背後的時代背景,知道作者的創作動機與創作思維脈絡,只是理解了文學作品的外緣,並不能完全解釋作品的藝術成就。但是,面對已經公認為傳世不朽經典的作品,我們就必須探索作者的生命歷程、時代精神及其創作的過程,才能更深刻理解,經典文本的構成存在著多層次的意涵。通過多元多樣的探索,方能窺知並揭示,經典文本表面的文字藝術,可以如此煥發姿彩,讓日常熟用的話語化作文學的「漫天花雨」,是因為其中凝聚了藝術傳統的底蘊,潛藏著深厚的文化意義,通過作者的藝術巧思,展現了超越特定時空的前瞻性,有待後人不斷發掘,發現五彩繽紛的人性追求。這也就是為什麼,人們總是驚歎,欣賞經典作品,能夠得到超越時代的精神啟發,經過了千百年,依然煥發生生不息的生命力,讓後世歎為觀止,得以從中審視自己的生存意義。
湯顯祖出身江西撫州臨川的富裕書香門第,從小就拜在陽明學大師羅汝芳門下,深信陽明學以「致良知」趨近聖賢之道,肯定「赤子良心」的自我本體,要「解纜放帆」,順應自然,追求真理。他青年時期就以文章名世,頭角崢嶸,飛黃騰達,本當指日可待。但是他堅守立身處世的人格尊嚴,遵循不忮不求的原則,不肯逢迎拍馬,遭致當朝首相張居正的不滿,以至於科舉連番失利。張居正逝世之後,湯顯祖考上了進士,依然不受當權者的籠絡,甚至在關鍵時刻還上疏批評政府貪瀆無能,矛頭直指首相申時行,遭到貶謫的打擊。他堅持自己的信念,對真善美再三致意,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,做官要做清正廉潔的官,寫文章要寫文采藻麗的文章,寫劇本要寫撼人心弦的劇本。他的一生跟他的劇本一樣,見證了人世間齷蹉的現實,同時也展示了至情至性的理想,通過霍小玉、杜麗娘、淳于棼、盧生的生命歷程,讓我們體會了人生可能經歷的悲歡離合,思考既然浮生若夢,如何才能掌握生存的意義。
適值湯公與莎翁逝世四百週年,總會令人想到如何比較兩大文豪的文學成就與文化影響,還會聯想到為什麼有此時代的巧合。他們同年逝世,一直引起戲曲學家的興趣與關注,如青木正兒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誤以為湯顯祖比莎士比亞晚一年,到1617年去世,但是仍然讓他感到文星隕落於同一時期:「東西戲壇偉人,同出其時,亦一奇也。」趙景深在1946年寫過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》,指出兩人有五個相同之點:一是生卒年相同,二是同在戲曲界佔有最高的地位,三是創作內容都善於取材他人著作,四是不守戲劇創作的清規戒律,五是劇作最能哀怨動人。趙先生的說法大體不錯,但有失嚴謹,因為兩人雖死在同年,但是莎翁生於1564年,比生於1550年的湯顯祖,要整整晚了14年。田漢在1959年到江西臨川拜訪「湯家玉茗堂碑」,曾經賦詩一首:「杜麗如何朱麗葉,情深真已到梅根。何當麗句鎖池館,不讓莎翁在故村。」重點集中在《牡丹亭》的女主角杜麗娘與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的女主角朱麗葉,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旗鼓相當,杜麗娘與朱麗葉不遑相讓。徐朔方在1964年寫過一篇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》(1978年發表),討論得比較深入,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時代相同,但具體的戲劇創作傳統不同,前者依譜按律填寫詩句曲詞,後者則以話劇的開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筆,認為湯顯祖的創作空間與難度更大。到了1986年及1987年,徐朔方又接連兩次探討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,連繫劇作家與中西歷史文化發展的關係,指出湯顯祖生活的明代社會,比起莎士比亞的伊莉沙白時代而言,要封閉落後得多,因此,湯顯祖塑造出《牡丹亭》裏杜麗娘這樣敢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,更是難能可貴。
前人對比湯公與莎翁的文化背景,並未從全球歷史發展的角度,探討東西文化在十六世紀面臨了類似的「早期全球化」歷程。我十多年前曾寫過文章,指出要從歷史的橫切與縱深兩方面來看。湯公與莎翁「同時」的歷史橫切面,在晚明社會與伊麗莎白時期英國社會,都出現了商品經濟蓬勃、市鎮擴展、社會風氣開放、學術思想及文學藝術的活潑躍動、階級關係的異動與解紐,以及財富累積與貧富懸殊共存的現象。這樣的社會充滿了新的憧憬與挫折,拓展了思惟與感情伸延的空間,給戲劇創作提供了「美麗新世界」。值得注意的是,十六世紀後半葉到十七世紀,士大夫文人大量參與戲曲創作,不自覺或半自覺地,把社會變動的意識衝突與能量,以及激發出來的憧憬與挫折,帶進了戲劇這個人生處境的想像空間。湯顯祖的偉大成就,正在於他以生花妙筆展現了社會與文化意識的變遷,凸顯了個人主體對人生意義的認知,指出追求幸福就要執著不懈,鍥而不捨。在這個意義上,他與生活在社會風氣更為開放的莎翁,處於異曲同工的創作環境與想像空間。
再說近四百年全球宏觀發展的縱向意義,就是西方的興起、茁壯、與拓展,建構「世界系統」的霸業,同時在文化領域方面,從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,到啟蒙運動,各地都展開了知識階層主導的「白話文運動」,戲劇也從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劇,轉成反映社會變動與人生處境的「新話劇」。十九世紀之後,莎翁更隨著大英帝國的崛起,成為全世界的莎士比亞,影響了現代化過程中世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處境。反觀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,情況大不相同。晚明出現的學術思想及文化藝術開放局面,在清朝就漸次萎縮。康雍乾三代勵精圖治,建立了大清帝國的宏圖偉業,卻同時大興文字獄,箝制思想解放,重整階級關係與道德秩序,造成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。清初的文學藝術只是延續晚明累積的能量,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續發展基礎。中國「白話文運動」,要等到清末民初,西風東漸之後,社會的主要能量已經鬱積成反傳統的洪流,才以結合西方現代文明的姿態出現,要把中國文化傳統(包括戲曲)一舉拋棄。湯公著作雖然也有超越時代的不朽意義,但是近百多年來,在中國現代文化意識浪花翻騰之際,幾乎成為泡沫,消失殆盡。
相比於莎士比亞的劇本,湯顯祖的劇作數量較少,故事敘述與人物呈現的方式比較單一,但是,文人傳統的抒情性較強,人物的內心世界都化作優美的詩篇,關注真理與至情的展現,完全對應了湯顯祖本人的生命歷程。在詩文創作方面,湯顯祖的產量與成就,當然遠過莎士比亞,是有待學界研究開發的一片天地。在湯公與莎翁逝世四百週年之際,回顧東西方文化的發展進程,或許可以說,莎士比亞繼承了文藝復興的探索精神,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職業劇作家,文思如夏日盛放的玫瑰,是天才型的文豪兼伶人,展示了西方文明開始綻放異彩;湯顯祖是晚明士大夫追尋高尙境界的君子,承繼了中國文人傳統的清雅標高,正如他在自己書齋前植種的玉茗飄香,畢生經營為己之學,是身兼儒釋道精神的文化人,同時又是天才型的詩人兼劇作家。
四個世紀過去了,湯公與莎翁的形象卻愈發高大,成為人類思索生存意義、追求美好理想的象徵與源泉,值得我們慶幸,也值得深思。生命有限,政治更是短暫,只有文化與藝術才能不朽。

浙江崑劇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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